1969年4月1日上午九点实盘配资炒股，春雨停歇，北京的天微微发亮。人民大会堂外，警卫员已经举起了雨伞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各路代表。就在这一天，中共九大的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。会场内灯光通明，主席台前红旗列阵，一切都像预演过无数次，却又处处暗藏细节。对与会者来说，这不仅是一次重大政治会议，也是一次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。
把时间稍稍拨回三十年代，徐海东还是红二十五军的那位“虎将”。连年征战让他身上留下二十多处弹片，医院记录薄上都是触目惊心的刀口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辗转到东北、华东，直到1950年因旧伤复发被迫住院。身体虽然欠佳，可徐海东对党内会议格外上心。1956年，他参加八大时还拄着拐杖，坚持全程听完报告。临别时他对护士说：“会议才是最好的营养剂。”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都笑了，却也看得出那份执拗。
1969年初，中央开始着手筹备九大。徐海东一直留意《人民日报》的动向，估算代表名单。他自认身体扛得住，心里暗暗盼着通知。可直到3月底仍无音讯，他难免犯嘀咕：是不是把自己漏掉了？医生劝他安心休养，他却连夜让家属找厚棉衣，怕一旦成行路上着凉。3月31日晚十点，人民大会堂里灯火未熄，周总理主持的会前碰头会刚结束。散会前，总理环视全场，道出一句：“海东同志得列席。”与会者齐声同意，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次日清晨，国务院机要人员敲响徐家的门。递上红底盖章的正式通知后，又补上一句：“周总理叮嘱，若身体不适可随时退场。”徐海东摆手：“只要不是抬进抬出，坐轮椅也要去。”话音落地，他已经让勤务员推来多年未用的轮椅。午后两点，他穿着灰呢子大衣出门，轮椅踩在石阶上发出低沉的“哐当”声，听着稳而有力。
入场时，他特意选了会场东南角靠墙的位置。那里视线不佳，但行动方便，免得妨碍别人。工作人员递来毯子，他只说一句“够暖了”。十分钟后，周总理提前到场。会场里人声未起，总理目光扫过座位区，很快捕捉到那张熟悉却消瘦的面孔。周总理走过去，弯腰交谈，不到一分种，徐海东换到了靠前稍宽的第四排。轮椅顺势靠墙，方便他随时站起。周总理离开前轻声嘱咐：“累了就靠一靠，别逞强。”这种细到毫厘的关照，场内不少代表都看在眼里。
乐曲《东方红》响起，毛主席步入会场，代表们掌声雷动。毛主席环顾四周后问：“海东同志来了吗？”对话只有两句，却把时间凝住。台下，徐海东用尽全身力气作答：“到了，到了！”声音不大，却铿锵。许多人回头，目光里有惊喜也有敬意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坐在轮椅里的病人，而是曾经冲锋在前线的开国大将。
会议持续近两周。长时间讨论对徐海东而言显然是场硬仗。间歇期间，他靠在轮椅上揉腿，偶尔把军帽压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仍坚持发言，谈到军队现代化时语速飞快，连翻译记录都要追着写。会后，有代表悄悄评价：“徐老的身体拼不过时间，可思路一点不糊涂。”
九大闭幕后，中央宣布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，徐海东再次当选。他把证件轻轻放进上衣口袋，神色平静，却紧握双拳。旁边年轻代表伸出手祝贺，他回握时手背青筋突起，仍有往年握刀的劲道。
可惜旧伤与并发症并不给他太多缓冲。进入1970年1月，病情加剧。医生诊断肝、肺同时受损，只能用高量激素维持。他多次昏迷，醒来就询问部队装备更新进度。3月22日，病房内他最后一次握住医护的手，断断续续说：“别为我担心，部队要紧。”三天后，3月25日，这位被誉为“虎将”的开国大将离世，终年63岁。
他的遗像被送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。吊唁人群排出百米长队，不少老兵抬起右臂敬礼，眼眶通红。同年7月，中央决定将他的部分遗物陈列于军事博物馆，其中包括那把九大期间用过的轮椅。参观者如果俯身细看，会发现靠背处有浅浅划痕，据说是他听会时无意间用指甲刻出的。有人读懂这条刻痕，也有人只是快步经过，但故事依旧静静存放在那里。
九大会场里的那次换座，外人看来只是礼节，其实背后藏着党内同志之间的体恤和惦念。周总理的那句“别逞强”，毛主席的那声“海东同志来了吗”，把战争年代结下的生死情谊延续到了和平建设时期。对于熟悉那段岁月的人来说，这些细节胜过任何豪言——它们证明，事业是靠人撑起来的，而人又因彼此惦挂而走得更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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